数据合规行政处罚常见原因分析与应对
2026年2月，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报，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因未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未及时处置系统漏洞与违法信息，被处以警告并罚款1.191亿元；同年6月，上海市网信办对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的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处以1000万元罚款；同年7月，重庆万州区某企业因未落实等级保护、未对敏感个人信息和数据采取去标识化处理和加密存储等，被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同样属于数据合规领域的违法行为，罚额从5万元到1.191亿元，相差千余倍。
如此悬殊的处罚结果难免令企业困惑：监管部门的裁量依据究竟是什么？罚款金额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实践中，不少企业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现实困境——有企业因未开展数据安全评估被立案调查，有企业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不知如何应对，还有企业在“双罚制”下面临管理层个人连带责任的现实压力。本文结合最新法规修订与公开执法案例，梳理企业被罚的常见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要点，以为企业合规建设和危机应对提供实践层面的参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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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升级的三个信号
（一）处罚上限大幅提高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造成大量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罚款区间提升至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可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处罚力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下称《数据安全法》）基本持平。而早在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则是针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直接设定了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营业执照。三部法律相互衔接，罚款从“百万级”到“千万级”“营业额百分比级”的跃升，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企业依赖低成本违规获取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
（二）高管个人风险凸显
从近年来的公开案例来看，监管部门普遍采取对企业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同步追责的“双罚制”。2026年5月，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因违反数据安全管理规定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处以警告并罚款315万元，时任该行金融科技部陈某被罚款2万元。此前，浙江温州某科技公司在为政府部门开发系统时，未经同意将敏感业务数据上传至公有云服务器且未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数据泄露，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对公司及项目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作出罚款100万元、8万元、6万元的行政处罚。从银行业到科技业，从金融数据到政务数据，“双罚制”的适用已覆盖多个行业领域，管理层个人责任已成为数据执法的常规内容。
（三）“不知情”难再为企业免责
监管执法并非“不教而诛”。在严格执法之前，监管部门已通过多种形式持续开展政策宣导。以北京为例，2026年5月，由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指导、北京市网信办主办的“数安中国行——2026年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宣讲会（北京站）”成功举办，会议围绕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体系、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北京市相关职能部门、各区网信部门及重点行业企事业单位代表共200余人参会。在法规早已明确、监管反复提示的背景下，企业若仍触碰红线，往往难以“不知情”为由主张免责，此类情形通常会被认定为“明知故犯”，进而成为处罚加重的重要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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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为何被罚
从执法实践来看，常见的违法情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一）安全保护义务不落实
未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基础上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系统存在弱口令等安全漏洞，敏感数据未加密存储或未去标识化处理等，是执法中常见的违法情形。重庆万州某企业即因系统存在弱口令漏洞且未对敏感数据采取安全保护措施，被依据《数据安全法》第四十五条处以警告并罚款五万元。
（二）数据泄露处置不当
将数据库端口暴露于互联网且未及时关闭，导致数据泄露，事后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亦未按规定履行告知与报告义务，是此类违法行为的基本形态。2026年7月，新乡市委网信办查处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存储重要数据的服务器长期遭到境外势力攻击，后门木马长期驻留。经查该公司数据安全法律意识薄弱，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建立日志留存、数据传输管控、漏洞巡检等常态化制度等，导致未能及时发现和阻断入侵，后监管部门对该公司作出警告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违规处理个人信息与违法出境
未完成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即向境外传输个人信息，或者超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是平台企业受到处罚的高发事由。此类违法行为往往涉及大量用户数据，社会影响面广，监管部门对此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携程案即为典型，该企业因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在未通过国家网信部门安全评估的情况下，违法出境用户个人信息，被监管部门处以一千万元罚款，并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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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罚后如何有效应对
（一）先止损、再自证，主动补救争取从宽
企业在收到处罚决定或监管约谈后，首要任务是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对涉案数据采取隔离、封存等必要技术措施，阻断风险扩散，防止数据进一步泄露、篡改或滥用；同时内部须对涉事系统、业务流程和管理环节开展全面自查，逐项梳理违法原因、影响范围及责任链条，妥善保存自查报告、整改方案、操作日志等全过程记录材料。必要时可引入律师支持，由其协助界定违法行为边界、指导企业合法合规完成数据取证与证据固定，确保自查程序符合法律要求，避免因操作不当引致新的合规风险。在止损与自查基础上，企业应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包括通知受影响用户、配合监管调查、修复安全漏洞等，这既是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后续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用好程序权利：陈述申辩与听证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企业可依法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处罚幅度向监管部门提出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对较大数额罚款等较重处罚，行政机关应告知听证权，企业申请听证的应予组织。实务中，企业常因对程序缺乏了解而放弃行使上述权利，或因应对仓促、材料准备不充分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错失影响处罚结果的重要窗口期。此阶段可寻求律师帮助，由律师协助企业整理案件材料、梳理争议焦点、起草陈述申辩意见或听证申请，并在听证程序中代理企业出席，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质证和辩论，充分展示事后整改情况，力争在处罚幅度上获得酌情考量。主动、规范地行使陈述申辩与听证权利，既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处罚决定作出前争取最优处理结果的关键契机。
（三）把处罚转化为合规升级契机
企业收到处罚决定后，不应止于被动应付，而应将处罚作为推动合规体系全面升级的契机。结合违法事由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书面报送监管部门，在此基础上同步推进制度完善、技术加固和人员培训：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填补日志留存、权限管控、漏洞巡检等制度空白；部署必要技术防护措施，提升风险监测与防御能力；组织全员数据安全教育培训，将合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等。合规整改涉及对法律法规的准确理解与落地执行，必要时可借助律师力量，确保整改措施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与企业业务流程和资源配置相协调。
数据合规行政处罚应对涉及违法事实认定、处罚幅度抗辩、听证程序把握、整改方案设计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的应对质量，都直接影响最终处罚结果。此类应对不仅需要对企业自身违法行为进行准确定性，还需在事实梳理、法律适用和程序选择上作出专业判断。建议企业在配合监管、推进整改的过程中，结合自身情况，统筹兼顾程序抗辩与实体合规，在关键节点上可寻求律师支持，确保各项应对措施在法律框架内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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